上其实也是一样。1995年一家大公司招销售助理，工资2300元，2008年，一家同样规模的大公司招销售助理，工资2500元，对于这些年来饱受高学费煎熬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收入增长水平不能说不悲哀。
我曾经问过不少年轻职员的家庭负担，沿海大城市的本地人有部分是不太需要赡养父母，顶多象征性地给点伙食费，这也许跟当地经济水平相对比较高，父母多是体制内受保障人士，本人又是独生子女有关吧。如果是内地来的从业人员花费就大多了，租屋和每年的一大笔探亲费用都是免不了的。白领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需求不是单纯的温饱，他们还需要有旅游，有聚会，有消遣，有时尚品，还有增值学习等。曾经看过一种说法，月入好几千的白领是月光族，反而月入一千来块的民工还能每个月汇钱回老家，这是活法的不同。我见过不少白领中高层，活得比很多私人老板们上档次多了，一来因为掌握公司商务费用，二来品位要求高，两者相结合渐渐形成了一种与自身收入不相称的生活质量的虚高，而这虚高是缺乏底气的。
在外企大公司，部门经理级别以上的人有可能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当然我们对中产的定义还相当的模糊。这里面有些人会有一套已经买断的房子，有车，有一定的理财需求，有名牌购买倾向，有全职太太。但是大多数流连于金字塔中下层的人其实就是城市贫民，他们收入不高，消费不低，随着年龄增长还会产生成家立室的需求，储蓄却不多，。但是，作为外企白领，很多人又不能接受结婚还住租来的房子，这样一来，借贷买房成了大多数人必经之路。当我们在看美国次贷危机热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人何尝不是次级信贷的对象？当这份工作出现变数的话，他们还有支付能力吗？
此文最终要讲的就是“变数”。在外企里，安于现状的太多，居安思危的太少。人们不是没有上进心，而是思维宽度就只停留在企业内部的晋升或跨企业的跳跃上，而很少会有突破这个圈子勇气和意识。根本的原因，我想在于外商投资在中国还没完整地走完过一个周期。我们亲眼目睹过国营企业的变迁，很了解民营企业的脆弱，但是对于外资企业，我们一直以来所看到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对他们的吸引，以及外资的自身雄厚实力和享受超国民政策待遇的基础上所给中国员工带来的相对优越的从业环境，却没有多少人见识过或设想过外资的撤离。但是，现状永远不能代表未来，这个“未来”也许并不远，2009年或者2010年，我们也许就会亲身见证外资的有序撤离及其遗留下来的就业萧条。
招商引资政策迎合的是国外资本的逐利目的，具体来讲，诱饵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以及有想象空间的广阔市场。相应的，他们要撤走，原因就是该因素已经不再构成诱惑。
首先是劳动力薪酬水平已经越来越不廉价了，周边国家正以这点为突破口来挖中国的投资者。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也越来越引起诟病，政府开始提倡对资源的保护和提高环保的标准，虽然这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但也足以使外商投资中国的第一个理由开始渐渐站不住脚了，或者说，中国的可利用价值越来越少了。
另外，曾经引起外资企业无限想象空间的广阔市场也被打了折扣。我见过卖相机，卖打印机的销售部门的洋领导们一开始是这样大致推断销售目标的。中国有13亿人，假如有X%的人要买这商品，市场容量就是X亿台，这里面我们的市场份额假设是X%，那么就是说我们起码能卖XXX万台。这种理论化的推测很快就被推倒。进入中国日久了，他们发现，中国人口是多，GDP数字也好看，但是有购买力的人群远远不是原来所想象的多。13亿人里面有近9亿多是农村人口，虽然其中有2亿多实际居住地流向城市，但都可以归纳到销售对象以外的范畴。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如此的严重，以致外资老板们以13亿人口为基数的计算方法完全可以推倒重来。而且在剩下的潜在销售对象群里，我们发现还面临着高储蓄低消费的习惯问题。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虽然神速，但75%的财富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是藏富民间，城镇居民跟农民的收入增长完全与国家不同步。同时，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种防御心理无疑更使内需市场难以提振。因此，洋老板们越来越觉得需要修正原先过于乐观的市场构想。
我们曾经看到过日本手机企业的溃败与退出，冲印行业的淡出，但这种行业批量